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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发源于这场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自然也深受科学的影响。正如茅盾所说五四知识分子普遍“以为西方的文化是科学的文化，因此对其文学也就应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于是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源。过去，大多数研究者专注于研究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文学创作，对于科学与五四文学关系的研究极少，即使有，也仅仅是局限于表层，对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未进行深入探究。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立足于坚实的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崭新观点，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科学”因素，评估了“科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重要作用。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细致地分析了科学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推动了汉语新语汇的创造；二是“科学”促使了现代白话文朝着崇实化、精确化的转型；三是“科学”推动了五四白话文表达的逻辑化。由此可见，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以“白话文”为名，但它并不以“俗语白话”为最终目标，而是要建立起思维缜密、逻辑严密、层面分明的言说体系。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以“白话”为名，最终却走向“欧化”的道路。

其次，《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系统梳理“科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五四作家习惯于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西方文学，认为“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学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此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被吸纳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之中。谢六逸在《自然派小说》中就要求中国作家“摒弃神秘奇异，空谈幻想，注重现实，适合常规。不凭技巧，不因袭成见，用科学的方法，描写现实的真相”。《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从中国现代小说的细节、人物、情节、背景、美学面貌等五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科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影响，认为五四作家大多追求的是体现着严格“科学求真精神”，“受了‘科学的洗礼’，用解剖心理学手法，写唯物论进化论思想”的现实主义。该作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中的“科学”因素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估，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观点。

再次，《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还清醒意识到“科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利主义。五四作家纷纷以文学比附科学，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茅盾宣称“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而它的研究对象便是人生，它研究的工具便是(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也指出，“人的文学”是“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胡适更是直接指出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生问题是“人类今日最大任务与最需要”。在科学的大旗下，文学的功利主义获得“合法性”，使得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背负了沉重的社会政治重任。另一方面，“科学”的求真务实精神也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学强大的“超现实传统”。用科学铲除鬼神迷信思想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大家普遍认为“小说家应当以实在的知识为依据，先在科学所征服的范围内活动”，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老老实实地写出来，留住一个‘真’字。真的作品是好的作品”。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中国传统文学最为常见的鬼神、妖魔、阴界等超现实神秘想象被视为封建迷信，遭到了批判和否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很少见到古代文学中极为常见的“鬼”“魔”“仙”“怪”超现实形象，“地狱”“仙境”“奇岛”等超现实环境，“起死回生”“灵魂出窍”“呼风唤雨”等神秘行为。故陈平原先生在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时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断了《西游记》的线，蒲松龄的线。……阴间的那一维没有了，鬼气的那一维没有了”。

总之，《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作者以扎实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基于文本分析、文献史实、比照论证的研究方法，厘清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科学”因素，客观地评估了“科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可贵的是，作者梳理“科学”的积极影响的同时，还对“科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负面影响和历史局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为当代中国文学“以象征、寓言、神话的方式重塑历史、再造现实”提供一些启示。《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对科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揭示了许多被人们忽视的细节与真相，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是一本具有较大创新价值的学术佳作。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副教授 吴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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